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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元回忆中考命题往事

发布时间:2011-10-24 13:22:45 发布人:admin 作者:张维元 来源: 浏览次数:8682

张维元回忆中考命题往事

 

中考命题记事

 

张维元

 

    命题期间,不能打电话,不能写信,不能接待客人。其实哪止这些?

 

    1979625日至713日,我参加了苏州地区的中考命题工作。当时我是苏州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,还不是地区教研室的教研员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考命题。

    通知我去的时候,学校的领导认真严肃地向我交代了几句。我感到,我将要去做的是一项神圣而又神秘的工作。说它“神圣”,是因为,它关系到好几万考生的“命运”,也会引起几十万人的关注。说它“神秘”,是因为,出去干什么事,不能告诉其他人,而且,好像在这20天里将“与世隔绝”。

    果然,一到命题地点,就“与世隔绝”了。规定:不能打电话,不能写信,不能接待客人。其实,哪止这些?还不能从我们所住的这个楼层往下走,连饭菜也是服务员送到楼梯口,自己再去拿进来的。

    唯一的“自由”是可以到大楼顶上的晒台上“放放风”。晒台就在我们所住的那个楼层的上面,其他人是进不来的。

    79日傍晚,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晒台上,包括命题人员和印刷厂的工人。突然,感到地面在摇动。“地震了!”许多人一边呼喊,一边本能地往下跑。但没跑多少路,大家的脚步又收住了。因为按规定,我们是不能离开命题地点的。正在“下去”还是“不下去”的犹豫间,地面不再摇动了。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 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当地文教局办的一个招待所,宿舍与电影院紧紧连在一起。当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《三笑》。这本电影,老百姓很喜欢,看的人很多。于是,电影院里从早到晚不停地放。他们一遍一遍地放,我们一遍一遍地听,以至于10多天下来,我们对“唐伯虎”、“秋香”唱的曲调都非常熟悉。大家也想看这本电影,但不行。直到放映的最后一天,领导“开恩”,同意去看一下。不过,不能在观众席上看,只能在“后台”看。电影已经开始了,我们兴冲冲地但又静悄悄地朝“后台”走去。我们中间有位女青年,大概是太兴奋了,不注意看脚底下,一不小心掉进了舞台上的一条沟里,还受了点轻伤。从银幕后面看“反过来”的电影,在我的一生中,是唯一的一次。

    1980年,我调到教研室工作。从那以后,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,我一共参加了25次中考命题,按照皇甫局长的说法,凑满了一个“银婚”。这25次,命题人员过得都是“与世隔绝”的生活。有时还真的有点“不近人情”。黄朝栋老师的丈人去世了,他不能回去悼念,只能当着大家的面在电话里对夫人说几句安慰的话。

    25次中,还发生了一些与“保密”有关的故事。

    一次,一位负责电脑输入的女青年突然说:“我可能要流产。”这可急坏了命题组组长周人骅主任:不让她出去吧,人命关天;让她出去吧,大部分试卷已经经过了她的手。难啊!只好请医生进来诊断。幸好,诊断的结论:不是流产。

    又有一次,刚到命题地点,一位女老师也突然说:“我可能要流产了。”鉴于上次的教训,我马上请人陪她去医院检查,并关照:“问一问医生,能不能坚持20天。”检查后,医生说:“坚持20天,一般来说没有问题,但我怎么敢保证啊!”想想也是,医生只能这样说。我与局长商量后决定,趁现在还没有命题,立即送她回去。

    从此以后,我们在确定命题人员时特地加了一个环节:对女教师,要问问清楚,会不会发生上两次类似的事情。

    还有一件事甚至影响到我的声誉。我有一位地区师范时的学生,毕业后在太仓工作。一天,他打电话到教研室的办公室找我。办公室主任杨裕桢老师回答:“他不在。”对方盯得紧,说,一定要找到我。没有办法,杨老师只好简单地说了句:“你现在找不到他,他被关起来了。”谁知,对这句我们圈内都明白的话,我的那位学生误解为我被抓起来了。一传二,二传三,太仓不少人都知道我被抓了进去,他们在想:是因为什么问题呢。一个月后,我去太仓,一些人见到我感到很奇怪:“怎么已经放出来了?”一听解释,大家哄堂大笑。

    “要对每张试卷负责。”这在1995年以后并不困难,但在这之前,困难是很大的。

    每次命题,局领导都提出要求:要对每张试卷负责。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。一张试卷涉及一个考生,如果有什么问题,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几千分之一、几万分之一,但对这个考生来说却是100%,怎么能不对每张试卷负责呢?

    达到这个要求,在1995年以后不太困难。因为已经采用“胶版”印刷技术。只要“胶版”上没错,印出来的几万份卷子完全一个样。但在这之前,困难是很大的。因为是“活字印刷”,先用铅字排版,再放到机器上去印。这种印刷技术存在很大的缺陷:在印的过程中,有的字会跳出来;印到两万份时,铅字会磨损,尤其是铅盘四周边缘的铅字磨损得更厉害。因此经常需要“添”、“换”铅字,而“添字”、“换字”的时候正是最容易发生差错的时候。

为了对每张试卷负责,我们在工人印刷时就一直站在旁边盯着试卷看。事实上,每张试卷都看是不可能的,只能隔几分钟抽一张出来检查。这也是够累的。更何况,为抢时间,工人换班日夜印刷,我们在印自己这份试卷的日子里基本上不能睡觉。到了后半夜,人很悃,又“饥寒交迫”。有一年,政治试卷在一架“圆盘机”上印刷,试卷的正面印了6万次,反面又印了6万次,花了66夜的时间,我也就66夜没有好好睡觉。我曾开玩笑:“如果说,出题目的阶段,是对我们智力的测验,那么,印刷的阶段,则是对我们体力的测验。”尽管这样认真、这样辛苦,还是免不了出差错。

    有一年,杨春元局长到阅卷点上检查工作时对我说:“小张,政治试卷上有一个字印错了,将时传祥的‘祥’印成了‘详’。不过,不影响学生答题。”我马上看我手中的试卷,发现没有错。怎么回事呢?我想,肯定是印刷工人在换字的时候换错了,我没能检查出来,以致一部分试卷上印了一个“详”字。

    这种情况其他学科也有。一次,语文试卷上的“怀”变成了“杯”。虽然不影响答题,语文教研员谷公胜老师还是请印刷厂专门印了几千个“怀”字,大家帮忙用胶水一一贴到试卷上去。一次,数学试卷上漏了“У=”,“函数”变成了一个“代数式”,对答题有影响了。数学教研员芮滋老师急得差一点哭起来。见到这种情况,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起帮忙,用黑笔在试卷上添上“У=”。

    都说试题的科学性最重要。这话不错。但命题中最难的是控制试卷的难度。

    1979年的中考命题,政治学科就我一个人。因为那次考试,语文与政治合卷,语文占70分,政治只占30分,题目不多。由于我当时还在地区师范工作,教的是大专的课程,对初中政治课教学情况不清楚,所以命题时拿出来的题目初稿,命题组总负责人张元鼎局长看了连连说:“太难了,太难了。”我只得重新命题,将难度大幅度下降。其中最后一题用了张局长为我出的:“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怎样的?举一个例子说说看。”考下来,学生的成绩普遍较高。当然,差距还是拉开一点的。就拿张局长出的那题来讲,有些学生在举例时写:树皮是外因,里面的木头是内因;墨水瓶是外因,墨水是内因。这显然是错的,不能得分。

我第二次参加中考命题是1981年。那时我已经是政治教研员,对初中政治课的教学情况有所了解,所以出出来的题目大家比较认可。但不少老师提出,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些难度,否则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建设。

    于是,当我第三次即1982年参加中考命题时就有意增加难度了。不料又过了头,考生的及格率只有60%多一点。其中有一个“辨析题”:“阶级斗争随着剥削阶级的产生而产生,随着剥削阶级的消亡而消亡。”我自己想想,这个题目不至于太难。第一句话是对的,因为奴隶主阶级出现后,才产生了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斗争。第二句话是错的,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,剥削阶级被消灭后,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。但学生普遍感到困难。据统计,这道题的得分率不到30%。老师们的意见很大。

    经过这样一个曲折,我在以后的命题中非常注意控制试卷的难度。说实在的,控制试卷的难度,本身就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事情。都说题目的科学性最重要,但毕竟科学性上吃不准的题目可以把它回避掉。然而,试卷的难度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。为了控制好难度,在试卷初稿出来后,我和其他命题老师一起,反复推敲各个试题的得分率,从而预测整张试卷的平均分、及格率、优秀率。由于认真对待,在后来我参加命题的各次考试中,难度从总体上说比较平稳,难度系数一般控制在0.75左右,及格率一般在8590%之间。但优秀率控制得不太好,有时高达40%,有时不到10%

    说实话,开始一个阶段,我认为,对试卷的难度问题何必那么看重呢,大家容易大家难嘛。可领导上不这样看待问题,他们更看重社会的反响。

    记得有一年,包括政治在内的6门学科,试卷都出得比较难了,苏州市区考生的总分平均分比上年下降了27分。对此,社会上会有什么反响?我们怎样向新闻界作解释?几位局长在思考这些问题。于是,在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,我们进行了一次“模拟采访”,几位局长扮演“记者”,我扮演“发言人”。

    “今年平均总分下降了27分,是否说明教学质量下降了?”

    “不能这么看。今年的平均总分下降,主要是试卷的难度增加了。我们贯彻教育部的文件精神,侧重考查学生的能力。”

    “今年贯彻教育部的文件精神,那么,去年有没有贯彻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呢?”

    “也贯彻的。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。”

    “按这个说法,是否意味着明年的平均总分会继续下降?”

    “不一定。因为在今年试卷的引导下,各校会进一步重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。”

    我体会到,试卷的难度问题不是个小问题。

    “政治课就是背。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将“闭卷考”改为“开卷考”。“开卷考好不好?”现在政治教师仍在议论着。

    2000年以前,我市政治课的中考都是闭卷考。应当肯定,在那时的中考试卷中,许多试题已经着眼于考查学生的能力。杨春元局长每次来审题时都说:“我不熟悉初中教材,但这份试卷我也能得个八、九十分,说明它是侧重考能力的,而不是引导死记硬背的。”受中考指挥棒影响,不少老师在教学中也已经重视对能力的培养。

    但是,我看到,在政治课教学中,毕竟还比较多地存在死记硬背的现象,有些教师把“背”作为平时教学和考前复习的主要手段。其结果是,不仅教学目标难以达到,而且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。这些教师的做法影响了政治课的整体形象,也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反响。“政治课就是背。”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。为了能比较彻底地改变这种状况,促使政治课教学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和思想水平的提高,也为了有利于扭转社会上对政治课的看法包括偏见,我向教委领导提出:干脆实行“开卷考”。实际上,那时教育部有关政治课的文件中已经说到,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开卷考或开卷考与闭卷考相结合。我这个建议也不算别出心裁。

对这件事,教委领导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。他们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:(1)会不会引起对政治课的不重视?(2)政治教师对此的态度如何?(3)题目活了,评分上怎样正确处理?对这三个问题,我认真地作了思考,也作了一些调查。我认为,第三个问题属于技术操作问题,到时“活题活批”就是了。作文题可以批,我们的试题更可以批。再说,闭卷考时有些试题也很活,批下来大家没有多大意见。对第二个问题,我了解到,政治教师对此的态度不一,有的赞成,有的反对。持反对态度的教师,主要是担心这样一来大家会不重视政治课。这样,关键就在于第一个问题上了。到底会不会引起对政治课的不重视呢?坦率地说,很可能。为此,教委专门发了一个文件。文件中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开卷考,并有针对性地强调:“实行开卷考后,对政治课的要求不是降低了,而是提高了。”以引起各地、各校对政治课的重视。

    权衡利弊,决定从2000年开始实行政治学科中考开卷考。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实行开卷考后,试卷中灵活的试题更多了,对考生的能力要求进一步提高了。从而促进了政治课教学朝着注重培养能力、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方向发展。另外,学生在这门课上的学习负担确有所减轻。这个积极作用,我认为是不可抹杀的。

    但问题也确实存在。还是一开始担心的那个问题,相当一部分学生、以及学生家长、其他学科的教师,甚至一些学校领导,对政治课不重视了。在他们看来,政治课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学科,现在实行开卷考了,何必再去花时间学习呢,考试时只要把书带进去抄抄就行了。其实,哪是这么回事啊!政治教师心里清楚,实行开卷考后的试卷,如果对教材知识不理解、不会运用,是绝对得不到好成绩的。有的政治老师对我说:“我们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了,两头受气。见到学生对政治课不重视,心里有气。而试卷的要求提高后,学生考得不好,我们又挨批评,也受气。”

    到底是开卷考好还是闭卷考好?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政治教师中议论着、争论者。

    命出来的试题如果与模拟考的试题相似或相近,是很麻烦的。为此,曾有过两次中考后的“调查”。

    说实话,在进去命题之前,我基本上不看各地的模拟试卷,因为会束缚我的命题。不回避大家已经练过的题目吧,似乎不妥;将大家练过的题目都回避掉吧,我出的题目会比较偏。于是,干脆不看。你练你的,我出我的。如果你猜到了,算你有本事。

    这样处理,难免有些试题会与学生曾经练过的题目相似或相近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对基础题大家是没有什么反响的,而对一些“拉分题”,则可能由此引出麻烦。

    有一年,试卷的压轴题是有关苏州的“三大法宝”的。“三大法宝”,按照当时的提法,一个是张家港精神,一个是昆山之路,还有一个是园区的亲商理念,实质性的问题是引进高科技。试题在提供了一大段介绍“三大法宝”的文字材料以后,要求学生结合上述材料,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。其中一问:围绕“发展”谈谈从上述材料中可得到哪些启示。试题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,学生只有弄通了教材内容,才能概括出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、“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”、“思想道德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”这三点。试题的出法也是新颖的,一般人难以猜到。大家对这道题给予高度的评价。

    然而,事情来了。政治学科的考试刚结束,一位局长给我打电话:“有位立达中学学生的家长反映,与他孩子在同一考点考试的迎春中学的学生说,这道题老师让他们练过,而且就在昨天晚上。这位家长怀疑,是否是试题泄密。你赶快调查一下。”听后,我也楞住了:他们练的题目怎么会与我出的试题一样?为什么在考试的隔夜老师专门把学生召集到学校里训练这个题目?我马上向迎春中学的教师作调查。经过调查,情况清楚了。他们告诉我:迎春中学政治教师谢玉萍老师的丈夫、园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徐金龙,前几天在参加庆祝园区成立10周年时,听市委书记王珉再次强调“三大法宝”。回家后对谢老师说:“中考,会不会考‘三大法宝’噢?我看,你们要准备一下。”于是,迎春中学的几位老师又拟定了3个题目,一个是有关“三大法宝”的,一个是有关园区成立10周年的,一个是有关“两个率先”的。因为那几天学生正在准备其他学科的考试,政治教师捞不到时间组织学生训练,所以只能拖到政治学科考试的隔夜。原来如此,一场虚惊!

    又有一年,试卷中有一个关于法律的试题,其中最后一问是:“有人说,法律就是用来制裁违法犯罪的,你怎么看?”正确的答案应该是,法律的作用并不就是制裁违法犯罪,它还保证公民享有权利,履行义务。这一问确有一定的难度,一般人也猜不着。

    考试后几天,教育局监察室的领导对我说:有人民来信反映,在阅卷中发现,吴江市青云中学的学生这一题答得普遍好,而且答的语言都差不多。还反映,青云中学发给学生的复习资料都是编了号的,用完后要交还学校,以防止外传。这里面有没有问题?于是,教育局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调查组去吴江调查。我们查阅了青云中学所有学生的政治试卷,看到,绝大多数学生这一题确实答得比较好,但回答的语言不尽相同。我们查阅了青云中学政治学科的全部复习资料,在一份考前几个月编写的“基础知识梳理”资料中,看到有“法律是不是就是用来制裁违法犯罪”的内容。这样,情况就清楚了。这只能说明,青云中学政治老师的工作是很认真的,教学水平是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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